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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调查:上市国企股权激励困局待解(三)

漫长沟通链条

中国海诚(14.28,-0.480,-3.25%)的股权激励之路看起来颇为顺利。2011年12月,中国海诚公告股权激励方案,2012年2月便获得国资委的认可。“大家可能很惊讶,我们怎么2个月就搞定了,但实际上,2007年上市之后我们就在努力和国资委沟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为达到一定的激励效果,一直在寻求政策的突破,国资委的相关领导也表示认可和理解。但是从开始沟通到取得突破花了长达4年的时间。”马志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制定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们的经历用一个字就能概括,那就是‘难’。”

一个“难”字的背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海诚还是迄今为止股权激励比例最高,也是第一家推出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国有上市公司,其他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之路有多难更是可想而知。

郑培敏表示,“从我们做过的股权激励案例中,即使从进场开始算起,国企股权激励要成行也要一年时间,而且在国企的股权激励方案中,有三分之一的方案是通不过国资委这一关的。相对而言,民企只需要两三个月。”

这一点在上海家化(31.78,-0.250,-0.78%)所有制性质变更前后的股权激励实践中则有着更为直观的体现。2006年,尚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上海家化首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08年计划方才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可谓“好事多磨”。2012年4月,上海家化启动100%股权转让平安集团下属平浦投资完成仅1个月后即公告了最新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间隔又是如此之短。

“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沟通链条十分漫长,这也就决定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周期长、难度大。”郑培敏表示。

与央企相比,地方国企往往要经过当地市国资委、省国资委和国务院国资委的层层审批,沟通和实施难度则更大。在9月2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员工持股与股权激励高峰论坛”上,隶属于广州市国资委管辖的广州浪奇(11.77,-0.260,-2.16%)总经理陈建斌坦言,“我们每过一个槛,条件都要往上提,导致最终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比较高。包括营收、净利润都是同比增长30%以上,并加入了跟市值挂钩的指标,要求当年最后收盘的价格要比上一年增长10%以上,还不能低于同期。我们的股权激励是2012年7月授予,2013年是第一个行权期,但因为条件比较高,没有能够行权,所以比较遗憾。”

“地方国企在向上申报股权激励方案的过程中,一方面会被层层加码,业绩指标不断上提;另一方面则会在人员范围和股票数量上进行缩减,股权激励的难度更大,所以我们看到,相对于央企,地方国企实施股权激励的和达到行权条件的案例都要少得多。”郑培敏表示。

沟通链条和实施周期长也导致了国企股权激励往往错过最佳时机,招商地产第一次股权激励折戟沉沙便由此导致,“股权激励的实施条件是‘两低’——业绩低、股价低。但以招商地产为例,2005年就开始沟通,沟通到2007年时大盘已经是6000点,这时候实施股权激励还有意思吗?”郑培敏告诉记者。

不过,据了解,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研究把国企股权激励的审核备案权限下放到各地国资委,相关法律法规有望年底颁布,地方国企股权激励沟通链条长的问题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记者注意到,今年8月29日,广汽集团(20.78,-0.160,-0.76%)股权激励计划收到广东省国资委批复,随后的9月1日便获得证监会无异议备案,已经不需要再上报国务院国资委,从而成为了这一政策落地的第一例。

但是,郑培敏表示,从整体来说,国企股权激励沟通链条长的问题在未来仍然难有大的改观,因为国企股权激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人格化的出资人。

“国企的最终出资人是国资委,而没有一个人格化的出资人,造成领导班子里面大家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平衡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民营企业的最终出资人是老板本人,股权激励怎么做老板说了算。民营企业里边也有平衡的问题,但不像国企这么扭曲,国企把公平的问题扭曲化、夸大化,什么事情都是维稳、和谐,最后就过度了。”郑培敏表示。

没有人格化的出资人使国企股权激励很容易陷入到各种利益纠葛中。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和证监会的规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对象必须是上市公司的员工,国企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集团公司并不在此列,这时上市公司在就股权激励事宜与集团公司沟通时就很需要集团公司的“大度”,集团公司领导对此必是“五味杂陈”。

国企上市公司与集团兄弟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更是不用说。“还是以招商地产为例,其股权激励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招商局集团内部要进行平衡。招商地产做了,那招商轮船(5.10,-0.100,-1.92%)要不要做?招商银行(14.69,-0.120,-0.81%)要不要做?招商证券(15.33,-0.400,-2.54%)要不要做?各方面都要进行平衡。”郑培敏告诉记者。

国企上市公司内部也存在利益平衡的问题。通过总结已经公告方案的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案例,可以发现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是参与股权激励的人数特别多;二是高管获授额度非常少,股票获授扁平化。

以中国海诚为例,在第一期股权激励中,总裁严晓俭的获授额度只有5.1万股,占授予总量的比重更是只有1.28%,而另外十名高管每人的获授额度也只有4.5万股,而核心技术骨干的人均授予额度也有2万多股,整个股权授予“扁平化”现象十分显著。与之相比,探路者(17.40,-0.400,-2.25%)第二期股权激励总裁彭昕的获授额度有195万股之多,占授予总量的比重更是高达60%。